宁夏会成为中国的波尔多吗? 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政策研究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闫龙、周黎安、姜万军,原标题为《酿造紫色传奇的有形之手: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产业政策研究》)

6月9日,习总书记在银川调研,考察了贺兰山东麓葡萄种植园,了解当地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加强贺兰山生态保护等情况。

宁夏贺兰山东麓的狭长地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荒芜和贫困的代名词。然而在过去短短的十年间,这一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优质葡萄酒种植加工基地,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与国际标准接轨、以全产业链理念建设的酒庄酒产区。近5年,先后有50多家酒庄的700多款葡萄酒,在品醇客、布鲁塞尔、巴黎等国际葡萄酒大赛中获得顶级大奖。目前,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已建成酒庄86个,综合产值超过230亿元。2016年,习总书记在宁视察时就曾指出“中国将来葡萄酒市场不得了,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品质优良,宁夏葡萄酒很有市场潜力,综合开发酿酒葡萄产业,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走下去。”

为什么一个如此偏僻、贫困的地方,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创造了如此辉煌的商业传奇?虽然独特的风土条件是产区竞争力的重要基础,然而可与贺兰山东麓风土条件相媲美的产区在国内并不鲜见;而且,贺兰山东麓从80年代就开始了葡萄园的种植,长时间内葡萄酒产业也乏善可陈。为什么等到过去十年这一产业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认为,对比其他产区,贺兰山东麓产区的崛起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是宁夏适时提出的“小酒庄、大产区”的发展思路,以及为了推动从工厂酒产业模式向酒庄酒产业模式转型的一系列产业政策。

1981年原宁夏农学院院长李玉鼎教授调到农业学院任教时,宁夏没有一颗酿酒葡萄,仅有农村庭院里零星栽培的鲜食品种大青葡萄。1982年左右,农垦系统玉泉营农场开始论证酿酒葡萄栽培。由于没有种植经验,论证小组便以富士苹果为参考。在富士苹果能够成熟的地方,酿酒葡萄就能成熟。以此为依据,1983年农垦玉泉营农场大规模引进酿酒葡萄品种,获得了很好的品质。

1983年10月,农垦玉泉营农场组织9名技术人员前往河北昌黎葡萄酒厂学习葡萄酒酿造技术。次年,技术人员回到宁夏,带着昌黎学来的技术,厂里购置的100升的大水缸,农垦玉泉营葡萄酒厂开工建设并投产,开启了宁夏现代葡萄酒生产历史。宁夏葡萄产业迅速揭开了其得天独厚的优秀风土面纱,随后的几年,产区得到了国内专家的认可。中国葡萄酒先驱贺普超、李华教授先后提出“贺兰山东麓是葡萄酒的未来之乡”,“贺兰山东麓适宜生产优质高品质葡萄酒”的论断。因而成为专家心目中生产高端葡萄酒的最有竞争力的潜在地区。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国民对于葡萄酒的认知和消费都处于初级阶段。玉泉营葡萄酒厂生产出来干型酒老百姓不太接受,但有一些甜味的葡萄酒,当时市场上销售比较好,卖得非常便宜,一瓶酒5块钱,所以老百姓非常欢迎。这一消费偏好给酒厂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果生产老式的中国勾兑葡萄酒,葡萄酒价格卖不上去,成本高、价格低,企业没有利润,如果生产干型葡萄酒,消费者又不接受,所以不仅是西夏王,全国的葡萄酒厂都不景气。酒厂的不景气直接导致农村葡萄种植基地的反复变化,种的葡萄没有市场,第二年挖了,过两年市场又好了,再种,又不好了,又挖了,这种现象宁夏也没能避开。当时西夏王建厂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在萧条时期,很多人离开酒厂,最后只剩下二三十人。

这一窘境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才有所好转。1996年开始于广东、福建等地,进而蔓延到全国的“干红热”,掀起了中国葡萄酒又一轮发展的热潮。众多企业竞相进军葡萄酒业,张裕、长城、王朝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扩能增产,开拓市场,同时长城、新天、云南红等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各产区制定了各种招商引资政策,吸引投资者建立葡萄酒生产企业,力图将葡萄酒做成当地的特色产业。消费者也在追求时髦,都在喝干红、干白葡萄酒。特别是干红的消费量增长迅速。西夏王前几年积压的干红在一年之内全部卖完。西夏王酒庄一位资深专家回忆说“当时我感觉,在咱们中国消费者心目中,只要是红颜色的酒,他就认为好酒,也不管什么品质感官指标了,只知道红颜色,可能是一种跟风。”

在这一葡萄酒消费和发展的热潮中,国内外大酒厂纷纷抢滩宁夏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广夏公司。他们提出以“大规模、高起点、高科技、高速度”的广夏模式,一共投建了八万亩酿酒葡萄基地。在基地建设的同时,酒厂开始兴建,灌装线开始安排。此外,宁夏当地的民族化工和宁夏农科院合作,在芦花台建设了六千亩酿酒葡萄基地。一时间形成了两个上市公司加西夏王为龙头的第一梯队,打造三十万亩贺兰山酒谷。

1996年、1997年市场的酿酒葡萄价格大概在3块钱左右,农民种植酿酒葡萄的积极性非常高。然而,大多数种植者对于当地风土和气候的认知非常不足,种植技术也很不规范。相比于其他产区而言,宁夏产区的一个劣势是冬季寒冷。因此需要将葡萄藤埋进土中御寒过冬。2002年,产区遭遇大规模的严重冬季冻害,由于不规范的种植,大片的酿酒葡萄被冻死。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龙头企业广夏集团因为管理问题轰然倒下,西夏王等企业无力收购所有葡萄。因此,种植酿酒葡萄的农民损失惨重。

面对这种情况,贺泉酒庄的老板魏继武集资,在2002至2004年,以一块钱、两块钱一公斤的价格每年收购两三千吨的葡萄,拯救了很多酿酒葡萄。然而,这种卓绝的努力也是杯水车薪,2003年以后,农民就大量在地里种黄豆、种玉米。当时,宁夏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感叹道“葡萄不是金豆豆”。宁夏葡萄酒此时跌入谷底。

盲目的扩张和霜冻的打击,虽然让宁夏葡萄酒产业“伤筋动骨”,但同时也给产区官员和企业家一个反思的机会。在学习国内外葡萄酒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宁夏葡萄酒产业重新起航。

2003年,陈建国书记开始主持宁夏工作。来自山东荣成的陈书记,对于葡萄酒比较了解。在品尝了当地的葡萄酒以后,反馈说葡萄酒品质不好,需要进一步提升。于是,科技厅开始组织力量研究适合当地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生产的相关技术。

而作为日后直接主管葡萄酒产业的郝林海,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葡萄酒对于宁夏经济的重要意义。他回顾说,“我意识到葡萄酒是一个对宁夏来讲很有价值的产业时已经是很晚了。有一次一个在中国日报当记者的法国人随团来参观宁夏的农垦,她家就有酒庄。在葡萄园里面,她突然说这的葡萄这么好能酿好酒,后来我当了副主席分管农业,对特色产业、种植、养殖都很关注,知道了全世界都可以种葡萄,但是种酿酒葡萄是需要有先天的客观条件的,如果自然环境不合适,是种不出也种不好酿酒葡萄的。”

然而,怎么重振宁夏葡萄酒产业,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是摆在主政官员面前的最重要的挑战。他们看到,在世界范围内和中国范围内,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都是后起之秀,在葡萄酒产业没有地位,无法对定价机制产生影响,只能被动地接受价格格局。因此这一产区在发展中,必须谨慎,不能犯错误,需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找到准确的产业的定位。面对国外的进口葡萄酒以及国内老牌酒厂的双重竞争压力,在对比国内外葡萄酒产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产区决定抛弃之前的工厂酒政策,避免与其他的竞争者打价格战,探索差异化战略,发展特色酒庄,保持产业和品牌的独特性。

一个产业的崛起实质上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互动的过程,是官场加市场,是政治和经济创新家走到了一起,互相学习,合作推动制度和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酒庄酒生产模式因其高投入、高风险、长时间的特征,难以获得追求短期回报的企业家,或者追求快速晋升的地方官员的青睐。因此,酒庄酒的生产模式能否落地,能否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是否有一批有能力,有情怀,有耐心的企业家和地方官员,取决于这两个创新群体能否进行良好的互动,协同创新。

郝林海在文学和艺术领域颇有造诣,这使得他在审视葡萄酒产业价值时能够超出产品的工业和经济层面的属性,敏锐地捕捉到葡萄酒的文化属性以及支撑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多元共存的文化价值观。在他的眼中,风土是葡萄酒产业发展的根本,“风土是贺兰山,风土是黄河水,风土是葡萄农冬天埋藤,是霜霉病,也是酿酒师的高兴与不高兴。”基于对独特的风土的尊重、肯定和追求,宁夏提出了“小酒庄、大产区”的新发展模式。这一模式能够让每个地块,每个酒庄充分地发掘自己的风土特色和文化特色,差异化地满足市场的需求。“在产区里每个酒庄都有自己专属的不可复制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是家里母亲做的那碗手擀面,用的是我们自己地里种的小麦、榨的胡麻油、辣椒油,最后由母亲亲手做出来的那碗手擀面。这不仅仅是一个产区的概念,也是一种多元化、个性化、特色化、不可复制性的价值观体现。”

这一政策方向也得到业内专家的肯定,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副秘书长李德美认为,“小酒庄、大产区”模式,是一个因地制宜、符合实际的发展模式。宁夏的土地、水力、人力资源有限,开发葡萄酒产业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种情况决定了贺兰山东麓要走一个“小酒庄、大产区”的模式,走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道路。同时,小酒庄并不是“效益低、贡献小”的代名词,而是“小而精”。产品质量高,它获得的附加值就高,贺兰山东麓产区由小酒庄组成的集群就能够做成一个大产业。做大一个产业,可以通过在一个平面上不断扩大面积来实现,也可以在一个空间里通过高度的提升而扩大它的容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这种模式,告别了中国其他葡萄酒产区通过简单地扩大规模来提升容量的老路,开创了通过提高葡萄酒品质来做大产业的新路。

经历了世纪之交的扩张和衰落,产区的农户对于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心存疑虑。如何动员农户建设大规模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是产区能否再次启动的关键。换句话说,先得解决有“下蛋鸡”的问题。酿酒葡萄的种植具有长期性,即使有着难得的风土条件,也需要后期的大力开发,例如土地的开发,整理,以及投资的引入,环境治理和商业秩序的维持。如果通过市场的方式来发掘独特风土的经济价值,形成产业,则需要很久的时间慢慢摸索。同时,产业前期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因而在产业发展初期,政府培育必不可少。

在推动酿酒葡萄种植的时候,起初,农民的态度是很不合作的。从种下葡萄藤到收获需要很长时间。就是前几年种下去,等到成熟开始挂果的时候,或到果实的质量和品质可以用来酿酒的时候都已经是第五年了,这个特点,对当时的地方党委政府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五年的时间,老百姓没有收入,以哪一种方式来推这个产业?而且这个葡萄酒产业大家是不熟悉的,葡萄酒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百姓首先担心种不活,就算种活了,种出来的葡萄谁收?收了以后谁来酿造?

一位地方干部指出,在“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可以说是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最快的十年。现在的为数众多的酒庄,可观的种植面积,实际都是这十年完成的。在产业发展的早期,政府为了产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尝试。这些官员认为,在一个落后的产区,在一个没有任何产业发展基础的地方,要建立起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农户、企业或缺乏技术和知识,或缺乏激励,很难独立完成产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因此,在没有市场的时期,政府的干预便成了市场成长的第一推动力。

“从种第一棵葡萄苗开始,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在经历过大企业的探索,经历过霜冻病虫害的失败之后,真正再一次起步是在政府强推情况下,做了一个现在看还是比较冲动的事,在酿酒酒厂都没有的情况下,就从2007年开始就干。但是后来想,没有这些东西,你没有基地,就不会有人来建酒厂,不建企业,酿酒师就不会跟着来。所以一定还是要有破冰的东西。我觉得宁夏在起步的时候,通过政府主导的办法可能实现了几年的时间从种植,到加工,到开始重视酿造,到销售,这样一个正常的符合产业发展规律的经营过程。在发展中间确实是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宁夏这个产业推动之初的时候,是有战略的谋划,但是没有足够的信心。信心是从哪来的?是一步步随着产业的发展,随着面积的扩大,随着品质的提高,随着外来人才来了以后,对于发展思路一步一步理得越来越清,越来越明白,政策支持越来越到位,一定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西部的落后地区,我们走了一条和其他任何地方相比具有中国特色的、没有任何先例的发展道路。”

熟悉产区的酿酒专家也认为政府初期的大力推动,对于产区的崛起至关重要。例如英国专家杰西斯-罗宾逊认为,“宁夏除了有很好的风土等天然优势以外,政府的支持我认为是宁夏发展比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走过很多产区,宁夏自治区政府对葡萄酒产业的支持力度是我见过最大的,他们决心通过灌溉、栽植农作物和覆土等措施,将其垦区——海拔3300英尺的贺兰山东麓的荒漠改造成有潜力的葡萄园,他们组织相关人员出国学习交流,热切地推动着一个产业的发展,我认为这是其他产区没有的,相信很多产区的人们是很羡慕这一点的。”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价:宁夏可以酿造出中国最好的葡萄酒,而唤醒这荒漠般山麓的,不仅仅是葡萄酒,还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和努力的人们。

除了一批有战略眼光和实干精神的官员,宁夏产区的崛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吸引和聚集了一大批有能力、有情怀、有耐心的企业家和创业者。这些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激荡四十年的企业家群体不但拥有了雄厚的资金基础,同时也在多年的学习和思考中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经验。这些社会资金、管理经验以及开拓精神是推动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政府本身难以提供的硬件和软件资源。

这些被称为“三板人才”(即煤老板、油老板、房老板)的企业家,在这一时期正在寻求产业的转型和调整机遇。怎么转?转来转去发现宁夏最好的东西就是上苍赐予的特殊的风土。一位企业家提到,“可以说我感觉咱们宁夏政府对葡萄产业的支持在中国是做得最好的,支持力度最大也最到位的。这可能也是引发很多老板,像过去挖煤的,现在国家对煤炭产业的政策紧了,他们就转行到葡萄酒,搞建筑的也转行到葡萄酒。”

这些“三板”人才们喝过酒但是根本不懂酒,一开始对葡萄酒行业没有深入了解,但是优点在于他们看得准、眼光高,所以一脚就踏进来了。进来的时候不是泥脚丫子,是穿靴子进来的。对葡萄酒的要求都是最高标准的:最好的酿酒师,高标准酒庄,优质的、大面积的园子。这些人解决了先前资金积累的问题、视野的问题和管理的问题。也使得宁夏的酒庄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和法国相比质量并不差。

谈及创业的初心,一位庄主提到,“我当年到深圳去的时候,有一些大的方面,也有一些个人的因素。后来国家要求开发大西北,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我觉着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西北我熟悉,第二正好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我们本身也都是农民出身,所以我就到宁夏来开疆扩土,来搞农业开发。自治区政府做了这个决定,肯定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不论是中央也好,还是各省的一级政府也好,他们的决策不是随便决策的,有上千上万或者是几百万人研究决策的方向,如果你不听他的,不跟着他走,我觉着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说我也来种葡萄。”

另一位二代庄主提到,“我爸他对树这件事情特别地痴迷,其实他真的就是凭自己的一腔热情去种树。就在这里不停地种树,投入了很多资金到这个种树上面。刚好这时候我们自治区在大力发展葡萄产业,所以就开始去种葡萄做酒庄了,也希望这个酒庄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真正成为一个我们自己家能保留的东西,而不是随便搭个房子、放点设备,只做一个短期的事情,还是希望能长期地去做。”

也有的庄主早先就看到了葡萄酒庄的巨大价值,“我们几个创始人都是搞农业的,再加上我当时那个激情,跟他们两个吹牛说,我们将来不旦能做出好酒来还能发财。现在听起来这个话很丢人,但这个确实也是内在动力。李华曾经说,我李华最大的希望就是在贺兰山东麓有一百亩葡萄园,这一百亩葡萄园产五十吨葡萄做二三十吨酒,一旦这个美梦实现了,我就是永恒的‘贵族’。什么是贵族?我看的小说比较多,这个贵族,走路有姿势,吃饭有姿势,不可能有很多钱,但是不可能没有钱。”

如果说早期的“三板”人才进入葡萄酒行业的时候还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那么这些企业家的接班人们则构成了宁夏葡萄酒产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少庄主”们很多都精通多国语言,能力较强。所以为什么宁夏的葡萄酒行业是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就体现在这些“少庄主”们的受教育层次、思想理念。而他们没有经历过创业初期的苦和难,因为父辈已经经历了,他们在涉足时起步就很高。这也是国际的葡萄酒大师到宁夏来交流并不困难的原因所在,他们看到的设备是最好的,甚至比他们国家的还要先进,他们遇到的酿酒师是国际酿酒师,遇到的庄主可与他进行双语交流,交流中发现这些人对葡萄酒的认识虽然不深,但很执着。这些都是在产业快速发展十年的过程中出现的东西。

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一起摸索产业发展规律,互相学习的过程。在2007年以前,包括主政官员在内的大多数政府领导对葡萄酒知之甚少。我们今天看到的产业政策体系,正是在不断的实践探索中,以及与国内外其他产区的学习交流中建立起来的。

与其他国内产区相比,宁夏在全国首先成立了省级专业葡萄酒和葡萄产业管理机构——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产业园区管委会。这改变了以前由自治区林业厅等机构共同管理葡萄酒产业的局面。2016年产区管委会更名为自治区葡萄产业发展促进局,下设办公室,对全区葡萄产业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协调管理。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与葡萄酒国际联合会,架起了政府与酒庄、产区与市场、宁夏与世界的桥梁。

在后续的运作过程中,自治区将许多关于葡萄产业发展的审批权限都集中到了省级层面,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审批体制如果放在山东、河北等较大的产区的话,可能会在强化管理的同时带来效率的衰减,然而宁夏自治区地理范围有限,下辖县市数量较少,因此形成一种较为扁平的行政体系。在这种体系中,省级机构和地方政府甚至个体的酒庄常常建立起直接的沟通和联系,使得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仍然可以高效运转。

专业管理机构的建立和频繁的国际交流使得宁夏的产业政策能够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接轨。相对于国内其他产区的产业政策而言,宁夏产区的产业政策从发展之初就注重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区集体品牌的建设,以及酒庄的分级管理体系建设。2003年产区顺利的通过了国家质监总局的审查会,正式获得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原产地域产品保护,并制定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原产地域产品保护标准》,随后原产地域产品保护产品,改名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对于葡萄酒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必须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原材料及产品须具备产地特性,要求葡萄原料必须产于产地,加工灌装等生产过程也要在产地进行;二是产品质量要高于产区同类产品,这也是最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证从葡萄种植、生产、葡萄酒酿造要有严格的生产规范和标准。

在成功申请和建立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体系后,2012年宁夏自治区人大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的地方条例。条例详细规定了涉及产区发展的规划与建设、产品与质量、标志和商标的管理方式。

产区的主要领导在解释这一制度重大意义时提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出台条例来规范葡萄酒产区的发展,这在中国省级人大立法机构是第一家。一方面是开放的、科学的,另一方面要用法律法制来保障这个产区和产业的生命力,在产区做事,必须依法、依条例。所以这个是开先河的事情。它背后的小九九是什么呢?洋人看这个事情,就觉得你这个产区是一个严肃的产区,真正懂葡萄酒的人会了解一些西方文化和那些国家的做法的,它也会通过这个立法,认为它是一个认真严肃的事,这比你做多少广告宣传都重要,这就是立法的意义。同时它也规范了我们的短期行为。中国做事那没问题,我们只要认定就能做起来。它也有它的弊端,就是我们的行政决策、长官意识往往会影响它的发展,一届政府就有一个思路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事情,通过立法可以保持他的长久性、生命性。”

在规划与建设方面,条例保护了种植区的生态环境,规定产区酿酒葡萄种植区及其周边五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化工、建材、制药、采矿、规模养殖以及产生重金属排放对土壤、水质、大气造成污染和对葡萄产业发展造成影响的项目。对已建成的项目依法限期整改。

为了加强对产区准入的管理,《条例》将产区准入审批权集中在省级葡萄酒产业主管部门。规定新建、改建、扩建酒庄项目的,由项目所在地的地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进行初审,由自治区葡萄产业主管部门组织审查论证,统一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核准,方可建设。

在酒企形态方面。《条例》通过设定入驻企业条件的方式,将酿酒葡萄的生产和葡萄酒的酿造整合在一起。规定在产区建立的葡萄酒生产企业必须有一定的自建或者联建的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使用产区酿酒葡萄作原料。原料符合安全标准并具备可追朔性。在产区建立酒庄的,其自种的酿酒葡萄必须完全满足本酒庄生产需要;酿造、陈酿、灌装、瓶贮过程,全部在本酒庄内进行;具备陈酿、瓶贮等葡萄酒贮藏设备。为了防止新建酒庄将种植土地变相用于房地产开发目的,条例还规定产区内新建、改建、扩建的葡萄酒庄,建设用地面积不得超过酿酒葡萄种植基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不得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连续两年不开发的,依法无偿收回。

2013年,为了发挥风土优势,对标国际标准,始终保持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葡萄酒的卓越品质,高标准、高质量规范酒庄建设,宁夏颁布了国内首个葡萄酒庄列级管理制度——《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列级酒庄评定管理(暂行)办法》。《办法》对贺兰山东麓的酒庄通过评定实行五级制管理,一级酒庄为最高级别。各酒庄每两年参加评选一次,实行逐级晋升,晋升到一级酒庄以后,每十年参加评选一次。同时《办法》规定了参加列级酒庄评定的酒庄应当具备的10项条件,其中包括参评酒庄主体建筑具有特色,与自建种植基地位于同一视野内;葡萄酒发酵、陈酿、灌装、瓶储等过程均在酒庄内完成;酒庄原料全部来源于自有种植基地,葡萄树龄在5年以上(含5年);葡萄产量应控制在每亩500公斤至650公斤,葡萄产量及质量稳定,并具有可追溯性;酒庄酒品质稳定,典型性明显,有稳定的葡萄酒销售渠道及市场,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品牌影响力等。

这一制度在中国也是首创。宁夏的列级制度,比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列级制度严格得多,也中国化得多。对于成熟产区,如波尔多产区来说,列级酒庄制度更多是身份、名誉与历史的象征,是一种葡萄酒品质与价格的分级制度。对于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来说,这一制度更注重提升产区的整体品质,确保“小酒庄、大产区”的模式健康发展。

在国外的许多产区,葡萄酒业所带动的相关旅游和休闲产业极大地拓展了葡萄产业的空间,给产区带来良好的经济回报。2014年,宁夏产区制定了《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文化长廊总体发展规划》,指出了产区以后的产业聚集形态,将产区定位为中国最大的酒庄集群、中国高端葡萄酒之都、亚洲最大的葡萄庄园酒产地。共建设230座酒庄。其中重点建设100座大中型葡萄酒庄、30个品牌酒庄、5大酒庄片区、2大国际知名酒庄连锁品牌。这些酒庄将按照三个主要的模式进行建设,即市场运作型酒庄、品牌塑造型酒庄、特色模式型酒庄。

高速发展的产区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严格、科学的监管和执法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问题。国内其他产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饱受各种违规经营者的影响,从而伤害了产区的集体品牌和价值。面对这一问题,宁夏产区主管机构在2014年制定了《关于加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质量监管品牌保护市场规范的指导意见》,从产品质量的监管、品牌保护、规范市场管理三个维度加强对产区的管理。在制定监督政策的同时,自治区协调各部门进行跨部门的联合执法,规范产区种植和生产者的行为,共同保护“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这个金字招牌。

成功的产业政策需要根据宏观环境变化以及地方微观市场基础发育的程度进行适时的调整。在这个调整过程中,政府对自己的职能定位至关重要。政府除了早期通过强硬措施推动葡萄种植以外,在很多事务上恪守非强制的,政府设计企业合作的原则,对企业家能力有充分的尊重。在产业从起步到成长再到逐渐成熟的过程中,政府需要不断地调整定位,不断地探索与企业和市场的互动模式,在维护产区健康成长的同时,充分激发和鼓励企业家推动产区的建设和葡萄酒品质的提高。

作为产区的主管机构,自治区葡萄酒局的官员对政府角色转换的必要性有清晰的认识:“讲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宁夏的葡萄酒产业如果没有政府前期的大力推进和现在的政策、资金、技术引导,就不会有今天。但政府一定要意识到,这种过程是阶段性的过程,一旦酒庄真的发展起来,就必须要意识到转型。政府已经意识到其同企业的关系中不可能总处于很强的位置,强的位置只处于对产业不了解、需要政策扶持的阶段,比如税负重的问题、合理区域化布局的问题、规划的问题,这是政府的强项;而应该弱化在对企业种植、营销方面的干涉。”

在市场的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政府已经有意识地逐渐退出对种植和酒庄建设的直接干预,而转向产区准入管理,以及公共服务平台、产区集体品牌的建设。政府干预的逐渐减弱给产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能否真正发挥企业的独特优势,同时又保持产区的协调有序,取决于产区企业能否发展出自主协调机制。换句话说,产区能否成长出有效的非政府治理机制和体系,是决定政府逐渐退出后产区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条件。但是这一非政府的治理机制生长的前提,是政府对企业家能力的信任,对自身权力的节制,以及政府和企业良好互动模式的形成。

近年来贺兰山东麓的酒庄开始自发自主去邀请国内外的葡萄酒专家、市场营销专家来做讲座和推介活动。因此这一时期正是企业“断奶”的过程,有一批企业庄主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现在的企业庄主需要的更多是政府在酒庄活动中以出面形式体现的象征性的、支持性的形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已经从先前的注重种苗选择、技术辅导和服务方面向品牌塑造和市场推广方面悄然地过渡。

对此,产区主要领导指出,“政府不要包打天下,不要说要把多少企业给人家整合起来,也不要说怎么酒卖不出去,怎么想办法帮着卖,政府不需要做这些,政府只需要按照一个基本的思路来做保障,就是保障好品质、好产品、好产区,保障它的基础配套,保证市场法制、公开的环境。而企业自己,它如果不做好酒,如果做假酒,如果胡闹就死亡,它只有种葡萄的本事,没有酿酒的本事,它就做不出好酒;它只有酿酒的本事,没有卖酒的本事,也没有好效益,这个一定政府不能包打,这就是我的一个态度。就是需要政府出手的时候,政府不能不出手;不是政府伸手的时候,政府千万别伸手。”

在这一点上,酒庄企业也有相似的观点。一位酒庄庄主谈到:“我觉得政府和企业就如同妈妈和孩子,我们的企业应该是我们这个产区的孩子,我们这个孩子在初期肯定是得到呵护、关怀甚至有管束、有规则。这样的状态下,我们这些孩子长大才会真正地成才、有用。那么我们前期的政府,在葡萄酒产业方面做了产业规划、法律规划,和其他一些细节规划,在品牌上也是不遗余力。但是我这里真正想说的是什么?孩子总要让他长大,孩子总要做点孩子的事,我们也希望政府在规划方面做得越来越完美,在平台越来越有支撑的时候,更多要让企业真正自己放手去搏,这样孩子在风浪中真正成长起来的话,可能对这个家庭来说,那是非常有用的。就像我们家兄弟五个,各有各的所成,最后每一个人都有所成就的时候,这个家庭就会兴旺。所以说我这是由衷的一点点小想法。如果咱们一揽子地全部收到政府这儿,或者收到产业局这儿去做,我觉得把我们产业局累死了。”

产业政策是政府培育、促进、调节和引导企业和市场的重要手段。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嵌入于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当中的。这些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为产业政策涉及的政治和经济主体提供了激励和约束,从而影响了这些主体间的互动模式以及互动结果。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演化的绝佳案例。这一案例揭示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情怀与利益之间的复杂互动和平衡过程。产业政策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府和企业能否以资源禀赋为基础,开发和发挥比较优势,鼓励和支持企业的成长和行业的发展;取决于在此过程中,政府能否正确地认知和转换角色,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从行业发展的倡导者角色退出,变成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和监督者;取决于在政府不断退出的过程中,行业的自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能否获得发展,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规范和自我约束。

除了经济和产业方面的成功,葡萄酒产业对于宁夏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其对文化交流的促进。对此,产区主要领导认为,“宁夏葡萄酒有今天的成功,不在于它有多少酒庄,创造了多少GDP,而在于它的文化交流。葡萄酒在这一点上的贡献,比对产业GDP的贡献要大得多。葡萄酒的本质当然是一杯酒,一个含有酒精度的饮料,但是它的背后是文化。葡萄酒走到中国来,被大家逐步地认可,也是和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开放有很大的关系。”“葡萄酒是世界性的”,相较于白酒文化,中国的葡萄酒可以以更加便捷和迅速的方式进入西方文明,被西方文明认可。它搭了一个平台,使得封闭的、欠发达的宁夏和外部世界联通了,在看似在离西方世界最远的地方,架起了中西文化沟通的捷径。

张闫龙,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学系副教授,MBA&MSEM项目执行主任。2002年和2005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社会学学士、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组织理论、社会网络、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创业、制度扩散。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Social Networks等国内外管理学和社会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2016年获得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同年获得教育部英语授课品牌奖。2018年获北京大学青年教师教学比赛一等奖。

周黎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应用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科/研究生项目主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十佳教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于北京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于斯坦福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学、产业组织、经济转型与发展。在国内外一流经济学和管理学期刊发表论文60余篇,2017年出版专著《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在官员晋升激励与行为、政府治理等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姜万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西安分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北大光华责任与社会价值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与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与提升策略;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企业价值评估与价值创造对策等。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及科技部等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项目,并著有《中国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研究》,《研究型大学的结构治理与生产率提升机理:基于知识生产者个人视角的理论思考》,《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等著作。先后在The Chinese Economy、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管理世界》、《中国软科学》、《统计研究》等期刊发表过四十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近年来,多项研究成果曾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经济学二等奖、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全国统计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二等奖等科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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